美國獨立戰爭是美國歷史上的重大轉捩點。在這場戰爭中，十三個美國殖民地為從大不列顛獲得獨立而奮戰——並最終獲勝。雖然這場戰爭通常被描述為殖民地居民與英國之間的鬥爭，但它卻產生了全球性的影響，波及遠至印度、非洲、加勒比海地區、愛爾蘭、加拿大等地的政治與經濟——其影響範圍遠遠超出了《獨立宣言》中所列舉的原則與不滿所涉及的熟悉疆界。
在關於那段歲月的歷史敘述中，往往被忽略的正是同樣身處其中的部落民族——他們當時正權衡是否保持中立，抑或選擇與某一方結盟，以維護其人民、守護其土地、主權、自治權及生存權。
例如，奧奈達族與許多圖斯卡羅拉族人一樣，都支持愛國者。該族的領袖阿塔亞塔格隆塔（Atayataghlonghta），即「路易斯·約瑟夫·庫克上校」，成為美國獨立戰爭中職級最高的原住民或非裔軍官。 身為一名黑人男子與阿貝納基族婦女之子，他在1745年遭法軍與卡納瓦克族聯合突襲擄走後，被莫霍克族收養。他在耶穌會傳教站附近長大，學會了讀寫，皈依了天主教，並在受洗時獲賜「路易·約瑟夫·庫克」這個名字。
在法印戰爭期間，他加入莫霍克族，參與他們對抗英國的戰役。1775年，他與愛國者並肩作戰，參與了那次失敗的魁北克入侵行動，並在奧里斯坎尼和薩拉托加戰役中奮戰，隨後加入奧奈達族代表團前往瓦利福奇，並獲大陸會議授予中校軍銜。 許多年後的1814年，他雖已年逾七十，仍在1812年戰爭期間以美國軍人的身份，參與了命運多舛的倫迪巷戰役，期間受傷並最終因傷不治。他獲以最高軍禮安葬。
約瑟夫·布蘭特（Joseph Brant），亦以其莫霍克族本名「泰恩丹內吉亞」（Thayendanegea）聞名，選擇與英國結盟，並在說服易洛魁聯盟站在英國一邊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他的父母 是 彼得與瑪格麗特·泰洪瓦格克瓦拉赫瓦。彼得去世後，瑪格麗特再婚並採用新丈夫的姓氏，該姓氏翻譯為「布蘭特」。約瑟夫接受了優質的教育，青少年時期便以英軍身份參與法印戰爭，甚至在龐蒂亞克戰爭期間，曾與易洛魁人並肩作戰，對抗龐蒂亞克酋長。
他受過良好教育，於1774年被印第安事務總監蓋伊·約翰遜選為其秘書，並始終忠於英國；其後獲委任為上校，並隨約翰遜前往倫敦，以爭取政府提供更多支援。 布蘭特會見了喬治三世國王及殖民地事務大臣喬治·傑爾梅因，為易洛魁人爭取讓步以換取他們的忠誠，並特別指出他們在法印戰爭期間為英國所作出的犧牲。布蘭特不僅是位無畏的戰士、嫻熟的談判家，更是其族人中推動教育與基督教的卓越倡導者。他憑藉著豐富領導經驗所奠定的聲譽，被公認為當時美洲原住民最偉大的領袖之一。
美洲原住民經常運用他們對土地、森林、河流及行進路線的了解，為他們的盟友——無論是愛國者還是英國人——帶來優勢。他們參與突襲和戰鬥，並擔任嚮導、翻譯、使者及偵察員。正如美國人分為愛國者與保皇派兩派，美洲原住民之間也存在分歧，各部落彼此對立，但他們始終致力於守護自己的土地、獨立與文化。
與此同時，在1776年，西班牙殖民者正沿著太平洋沿岸向北向南擴張疆界，建立傳教站和要塞，並致力於將美洲原住民的生活轉變為符合西班牙農業與村落生活模式的樣貌。在美洲的西班牙傳教士中，最為重要的一位是胡尼佩羅·塞拉神父，他於1769年被任命為上加利福尼亞傳教站的總神父。 塞拉神父出生於西班牙馬略卡島，他建立了九座傳教站，其中包括聖胡安·卡皮斯特拉諾傳教站，這為阿奇阿切門原住民帶來了變革與挑戰，使他們的文化、語言、宗教、工作、服飾和飲食從此徹底改變。由於缺乏對歐洲疾病的天然免疫力、衛生條件惡劣以及生活方式的改變，至1830年，阿奇阿切門原住民的人口銳減了百分之七十四。
胡尼佩羅·塞拉神父的名字，是加州早期歷史中最廣為人知的名字之一。他的雕像，是位於美國首都「雕像廳」中代表加州的兩座雕像之一；然而，鮮少有人能認出阿奇切門族（Acjachemen）或其他曾居住於早期南加州的部落名稱。
至於路易斯·約瑟夫·庫克上校和約瑟夫·布蘭特，這兩位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分別為對立雙方作出過無價貢獻的人物——他們在結束戰爭的《巴黎和約》簽署後仍活了很長一段時間，卻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族人被排除在結束這場戰爭的和平談判之外，這遺留下的土地喪失與政治處境不利，塑造了數代以來美國與美洲原住民之間的關係。 他們的故事，以及許多其他「第一代美國人」的故事，都是我們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並為我們提供了關於過去的寶貴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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